正午陽光制作的年度大劇《清平樂》播出以來，無論是收視率還是社會話題遠未達到《瑯琊榜》式的熱度，甚至不及去年《都挺好》的火爆程度。不少人認為，該劇在服化道等技術層面保持了正午陽光一貫的頂級水準，但是整體上缺乏戲劇沖突，節奏緩慢，導致了觀眾的追劇“續航力”衰退。《清平樂》真的就該撲街嗎?

《清平樂》改編自小說《孤城閉》。劇作放棄原有敘述視角，改為以宋仁宗趙禎為中心，多角度折射歷史上最為文人向往的“仁宗盛治”，整部劇猶如有三面折疊的世界：正面是趙禎、晏殊、范仲淹、歐陽修、韓琦、蘇舜欽等文人組成的森嚴有度的朝堂，背面有趙禎與后宮曹皇后、張貴妃、苗昭儀、徽柔公主等交織成的復雜情感世界，中間則是由勾欄瓦肆、酒樓商鋪、書院鄉野等構成的熱鬧喧囂的社會橫截面。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世俗市井與精神家園，被導演以工筆式細描一一勾勒出來。我以為，《清平樂》最大的亮點與創新，在于編導以現實主義手法試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政”思想的影像復原，獨具一格，勇氣可嘉，這樣的用心之作遠不應被埋沒。

將第一視角放在宋仁宗身上，就顯示出編導不滿足于小說表現兒女情長的小格局，而是試圖將一千年前的北宋國力為何如此強盛，其中有何治國理政之道娓娓道來。這種“道”實際上就是儒家文化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如何表現這種“道”其實難度是非常大的。它不能是政論文章一般枯燥乏味，也不能局限于個別歷史細節，而是通過君臣朝堂上評判軍國大事、皇帝深入商家查看蜜餞做法、混入普通觀眾中聽議論自身的說書，乃至忍住自己口腹之欲寬厚待人、御駕親征之前廣納批評自身的諫言等等，從這些不同維度，廓清“仁宗盛治”產生的內在肌理和文化土壤。電視劇不再表現皇權的高高在上，而是向觀眾展現了一種由內而外被制約的王權，強調“民為邦本”的傳統思想。這就將此劇與熱衷表現宮斗權謀、爭寵吃醋的宮廷劇拉開距離，復原了一千年前繁華的理想世界。

這部劇還有一個亮點——對北宋文人的生動表現。北宋自建立之初，就吸取唐朝因藩鎮割據導致覆滅的悲劇，采用重文輕武的策略，形成了“與士大夫共治”的特色政治架構。何為士?“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加上宋仁宗的無為而治，才造就了當時文化繁榮、人才輩出的局面，才出現了劇中被稱為“全文默寫并背誦天團”的精彩群像：韓琦出場便敢于在天子面前針砭時事，入朝為官后也敢與丞相呂夷簡針鋒相對;晏殊既有忠耿諫言、力挽狂瀾、堪當國士的一面，也有雨天撫琴吟詞雅趣的一面;而身為清流領袖的范仲淹更是讓人印象深刻，以農夫形象出現在應天府書院前并激辯何為“禮”，充滿革新之意，在被貶后竟然能暢然入河掬水而飲，文人的豁達灑脫溢于屏外;年輕的歐陽修才華出眾桀驁不馴，卻不想因作艷詞遭遇科舉滑鐵盧，讓人忍俊不禁……第一次有電視劇對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表現得如此生動精微，順帶還普及人文知識，讓語文課本里的名字躍然紙上，打下該劇深厚的文人底色。他們“進退皆憂”和“先憂后樂”的擔當精神與絕世風華，是聯系廟堂與民眾的橋梁，更是嚴肅壓抑的宮廷生活的一個透氣口，一松一緊，亦莊亦諧，相得益彰。

文人題材影視劇向來是冷門。從唐詩到宋詞，從李白到蘇軾，絕少有影視作品敢以文人為主角。一方面，古代文人雖多以文留名，但自身故事缺乏動作感和戲劇感，不適宜改編，國外《莎翁情史》獲得成功，也主要來自《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戲劇架構;另一方面，劇中艱深的古文詩詞，半文言式的臺詞對白，確實提高了閱讀門檻，有些曲高和寡。以上二因，再加上69集的超大體量，是《清平樂》收視溫吞的重要原因。但是，一部好劇的成功與否，絕不應該僅僅看收視率，而應看是否有經得起歲月淘洗的時代精神與人文內涵。縱觀劇史，被稱作古裝歷史劇巔峰的《大明王朝1566》當年收視率也是慘不忍睹。

當前，現實題材創作是主流，古裝劇在市場遇冷，主要與古裝劇自身價值觀陳舊、題材扎堆引起的觀眾審美疲勞有關。古裝劇需要加快創作轉型，在技術層面整體水準提升的當下，古裝劇比拼的不再是服化道的精美程度，而是內在的創新意識與過硬品質。《清平樂》在快餐文化甚囂塵上，爽劇、甜寵劇大行其道的當下，以日常現實主義的方式全景透視北宋社會，堅持“沉浸式”表達，形成“慢”節奏，展現傳統中國精神，這種創作勇氣頗為不易，這樣的好劇也應該被鼓勵!(胡祥)

　　 原標題：《清平樂》：挑戰文人劇的高難度 有些曲高和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