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重拳強監管 支行行長須三年輪崗一次
假理財、飛單的生存土壤
“飛單”的發生，與嚴厲的績效考核息息相關。
上述從業近20年的私行業務人士指出， “部分股份行考核嚴厲，這樣容易培養出獨當一面的人才，且內控也不可謂不嚴，總行、分行培訓不斷;但硬幣的另一面是，當嚴厲的績效考核，遇上支行內部人控制，風控體系極易出現盲點。”
“我每年過得最好的假期是元旦，因為年終考核終于結束了。”一家國有大行福建某支行行長坦言，作為一名支行長他肩負了30多項考核指標，感覺“壓力山大”，其中最重要的考核指標是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這“三座大山”。
面對嚴厲的考核，對部分支行行長而言，“飛單”或許是解憂的途徑之一。因為銷售“飛單”可以給支行帶來存款、開戶量、中間業務收入等。
“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一些股份行，考核很嚴，無論你工齡有多長，底薪是比較低的，通常是三四千塊錢，獎金是以業績為導向的，靠客戶轉化而來。而且，所有拓展業務的費用都需要自己承擔。”前述股份行私人銀行資深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當嚴厲考核成為整個支行團隊成員共同面對的壓力時，道德風險隨即上升。
除了假理財、飛單，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也是風險高發區。而銀行網點的工作人員，既有可能充當“資金掮客”，也有可能自己陷入高利貸的陷阱。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得的一份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顯示，當地某國有大行上海松江城區支行、泗涇支行原行長褚××、黃××在地產商吳××的利益誘惑之下，進入了一場高達2.7億元的民間借貸游戲。兩位支行行長分別以銀行行長身份為保證，以高額借款利息(2%-9%不等的月利率回報)為誘惑，向42名不特定群眾非法吸收存款累計近2.7億元，歸個人使用。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曾統計過一組數據，自2014年8月以來，一年以內銀行業員工因為違法違規進入司法程序的127個個案中，其中銀行的基層管理者，即支行長、副行長以及同等級別的涉案人員達58人，占比45.6%。
銀監會重拳強監管
銀行理財的一些不規范事件，早已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
在4月21日中國銀監會召開的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要規范理財和代銷業務，規范銷售行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和揭示風險，嚴格落實“雙錄”要求，做到“買者自負”，切實打破“剛性兌付”;在理財產品銷售過程中，必須向客戶全面、充分披露信息和風險，使客戶真正了解產品業務特征，明確自身所要承擔的風險和可能的損失。
3月30日，銀監會即已下發《關于開展銷售專區“雙錄”實施情況專項評估檢查的通知》(47號文)，為規范銀行自有理財及代銷業務行為，有效治理誤導銷售、私售“飛單”等問題，決定對銀行銷售專區“雙錄”實施情況開展專項評估檢查。
值得一提的是，郭樹清在多次會議中強調，對于各類銀行業不規范事件，要嚴肅處理和問責相關機構和責任人。
強化監管之外，銀行自身的內部風控體系的完善更為關鍵。
前述國有大行審計部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般的銀行都是“總行-分行-支行”或者“總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一級支行-支行”的管理模式，除了部分大客戶由總行或分行的部門服務，主要業務幾乎都由支行開展。
這意味著，支行行長雖級別不高，但權力不小，支行更容易成為風控源頭和風險事件的高發區。
比如，在眾多違法攬存糾紛案中，支行行長大額現金支付授權被頻頻濫用。按照商業銀行一般規定，支行行長擁有50萬元(含)以上100萬元(不含)以下的現金審核支付權;而在貸款及貼現等案件高發領域，支行行長單筆500萬元(含)以下的承兌匯票貼現審批權以及單戶3000萬元(含)以下的用信審批權也被頻頻濫用。
上述大行審計部高管認為，關鍵是要加強基層員工行為規范管理，要區分其行為是銀行行為還是非銀行行為，如果是銀行行為，即使在操作層面有一些失誤，也不至于到失控的地步。
“最應該防范的是銀行員工的道德風險，只要是人出了問題，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可以鉆。一般的制度設計都是兩三個人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一旦人出了問題，經辦的和審核的相互串通，一個支行長和一個業務員合謀就能干出很大的事。”上述大行審計部高管說。
一位國有大行江浙地區支行行長稱，支行內的分工通常是，副行長管理一般業務，行長只管人力資源和財務費用，若出現相互串通引發道德風險的情況，考核機制是主因，但輪崗機制落實不到位也是重要因素。
“銀監會要求支行行長必須三年輪崗一次。”該支行行長說。本報記者 黃斌 李玉敏 王曉 葉靜 北京、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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