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麗婭飾演的高大霞，在和陳昊飾演的傅家莊經歷過誤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戀人

作為一部非典型諜戰劇，城市景觀的復建與人物情感的表現盡顯樸素的生活美學，以“反套路”的敘事模式與“復合性”的內在機制書寫諜戰輕喜劇的修辭策略，創造性地建構一種“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實現中國革命精神的弘揚與感召，拓寬了諜戰類型的敘述模式。

以“女性”“輕喜劇”為標簽的非典型諜戰劇《霞光》首集收視率實現1.7的“開局脆”。該劇以日常敘事介入諜戰故事，“小切口”呈現1945-1949年之間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凸顯諜戰劇的生活美學氣息，在嚴肅性與娛樂性之間反復調和，探索諜戰輕喜劇的修辭方式和敘事策略。在此基礎上，《霞光》嘗試深化中國革命信仰的影像化闡釋，開拓新時代中國精神的傳播路徑，以此實現主旋律影視劇的創新表達。

城市底蘊與情感訴求：符合生活美學的日常表達

大連這座城市承載著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記憶，記錄著中國共產黨人曾經留下的奮斗足跡。抗戰宣告勝利，大連成為中國大地上唯一的特殊解放區，中央計劃成立大連市委以及民主政府。《霞光》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展開敘事，無處不在的“大連元素”勾勒出極具東北韻味的市井畫卷。為了復原真實的城市景觀，從高大霞家的院子到街道的建筑，觀眾能在熒屏上看到大連的地標性建筑如老青泥洼橋、蘇聯樓、南山小洋樓、寺兒溝等。同時，大連的特色食品如海麻線包子、油煎燜子、海鮮等，以及“血受”“刺鍋子”“挽霞子”“咪咪嘎”等地方方言的使用，都充分還原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充滿浪漫氣息的大連城市底蘊。

可貴的是，這些視覺元素并非割裂式地單獨存在，而是巧妙地縫合進故事之中，使歷史記憶與諜戰敘事相融。如吳媽潛伏在蘇聯樓屢次破壞傅家莊與蘇聯的接洽工作，國共兩黨都想抓捕的日軍高官石田元三藏身于寺兒溝，麻蘇蘇在傅家莊為人民安置南山小洋樓時從中作梗，敵方特務用包子裝化學品以引爆兵工廠，高大霞依靠一句“血受”的俚語方言識破方若愚的敵特身份等。可見，通過城市景觀的重塑和文化記憶的尋根，《霞光》帶領觀眾感受濃郁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參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先輩們在這塊熱土上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這個充滿生活氣息的空間場域，《霞光》中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譜系鋪展開來。他們不像《潛伏》《偽裝者》《懸崖》中的傳統特工形象，陷入無休止的偷情報、生死考驗、辨別敵我等驚心動魄的博弈之中，而是真實地追求情感，平衡自己的狀態，充分顯示電視劇的生活美學訴求。恨嫁的“大齡剩女”高大霞，時常把找對象掛在嘴邊，在和傅家莊經歷過誤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戀人;寡婦“嫂子”劉曼麗，一心追愛，“撩”完傅家莊，“戀”上楊歡，盡管結局悲慘，但過程是“顏控”婦女的“歡樂多”;心狠手辣的麻蘇蘇愛上方若愚卻幾次三番被拒絕，上演一出“女追男”的尷尬戲碼;長相丑陋的甄精細和大令不打不相識，成為敵方特工隊的“門當戶對”;一心向黨的“白毛女”袁飛燕暗戀傅家莊，甘愿住進小洋樓為傅家莊破“鬧鬼謠言”;小跟班高守平因為高大霞和萬德福的關系，膽戰心驚地和萬春妮處對象;與我黨同盟的蘇聯高級指揮官安德烈，熱情地追求袁飛燕。可以發現，《霞光》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一邊“諜戰著”，一邊“追愛著”，尋找精神慰藉和內心愉悅，在特殊年代追求自我的情感體驗，從而使以強情節為核心的諜戰劇平添一種樸素的生活美學。

反套路與復合性：“諜戰輕喜劇”的類型探索

傳統諜戰劇如《潛伏》中的翠平、《和平飯店》中的陳佳影、《偽裝者》中的明鏡大姐等女性形象，要么剛柔并濟、要么足智多謀、要么魅力四射，這也形成了觀眾對諜戰劇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霞光》恰恰以“反套路”的錯位形式塑造了“高大霞”形象，我們可以統稱為“女英雄的多副面容”，她或是被委以重任的“老革命”，或是開啟邀功模式的“演講小達人”，或是充滿“彪”氣、愛管閑事的“文工團指導員”，或是假扮“老姨”潛入敵營的“沖鋒女英雄”。尤其是為了幫助生死未卜的大哥“保住”嫂子劉曼麗，她甚至考慮和傅家莊假扮戀人。同樣是“假扮”的戲碼，《懸崖》中的周乙和顧妍秋步步為營、九死一生，而《霞光》中的高大霞則略顯兒戲，這與觀眾對女英雄形象的常規印象形成反差，營造一種喜劇情境，產生“笑料”。

這種“反套路”的喜劇敘事也表現在國名黨特務“甄精細”身上。與常規情境下深諳世故、精于算計的敵特形象不同，甄精細是一個典型的“丑角”形象，這種丑角化一方面通過長相丑陋、行為遲鈍的形象特征與其國民黨特務身份貼合，另一方面角色所呈現出的“隨時暴露身份”與故事世界中老姨、老姨父等人都在盡力潛伏形成外在張力。圍繞甄精細所設計的搶喝藥酒、裝錯竊聽器、暗殺中偷懶等一系列真不“精細”的情節，都以形象的“糗事”來營造喜劇效果，創新諜戰輕喜劇的藝術形式，拓展喜劇敘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暗殺”行為予以諷刺，從而讓觀眾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事實上，不管是依靠“喪鐘敲響”行動獲得抗日轉機的《偽裝者》，還是利用“假夫妻”關系制造情感矛盾的《懸崖》，抑或是通過情報員的犧牲凸顯信仰的《風箏》，觀眾仍然希望在熒屏上看到中國共產黨人與敵特斗智斗勇的經典橋段，這是諜戰劇最喜聞樂見的敘事方式。《霞光》將視角聚焦于“諜戰輕喜劇”的類型探索上，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這既是對抗固有的常規敘事的創新之舉，也是應對諜戰劇創作巔峰之后進入“瓶頸期”的策略之一。

顯然，該劇不僅營造充滿智力在線的各種“危機考驗”，而且也制造引人深思、發人深省的“笑的精神”，試圖挖掘諜戰輕喜劇嚴肅與娛樂并存的“復合性”特質。比如“萬德福是大姨”這條暗線即顯示出諜戰與喜劇的“復合性”。為了追求高大霞，萬德福被嫂子劉曼麗忽悠了一臺“戲匣子”，陰差陽錯地差點成了自己女兒的“姐夫”，與高大霞交談時總是含蓄害羞、眼神躲閃，讓人啼笑皆非;但最后身份暴露、懸念解開，觀眾發現萬德福才是殺人如麻的“大姨”，這使整條敘事線兼具輕松詼諧與緊張懸念，也暗示特殊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奪取全國政權的艱難不易及其強大的凝聚力和領導力。

“同一屋檐下”的格局：革命精神的延續與感召

在生活美學和諜戰喜劇交織的革命歷史大背景中，《霞光》創造性地建構了一種“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將高大霞、傅家莊、方若愚等人聚集在同一空間中，通過人物之間的糾葛、較量，顯示革命精神的延續與感召，從而呈現作品的精神力量和審美價值。

一方面，革命同盟高大霞和傅家莊住在高家的院子里，高大霞受到傅家莊的精神引導，顯示從小人物走向大英雄的“成長型”敘事。高大霞和傅家莊一開始是以互相認錯身份相識的，傅家莊經李云光介紹住進高家，與高大霞在誤解、矛盾、生死考驗中感情升溫。其中，傅家莊與敵特斗智斗勇，順利完成我黨與蘇聯之間的接洽工作，委托萬德福調查高大霞以破除其“漢奸”猜忌，分配小洋房讓百姓成為真正的無產者，積極完成《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任務、破壞敵人利用通用券擾亂大連金融市場的計劃，用生命阻止爆破瓦解“龍兵過”行動等，傅家莊所有的利他行為和精神信仰都被高大霞內化為自身的革命理想和價值觀，她逐漸成長為一名為無產階級事業奮斗終身的革命戰士。因此，傅家莊是高大霞堅定信仰、敢于與國民黨周旋和斗爭的“領路人”，也是革命道路上披荊斬棘的“忠實伴侶”，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先進的思想意識指引著高大霞完成蛻變，這種革命精神的內在延續正是《霞光》的可圈可點之處。

另一方面，革命對立陣營的方若愚和高大霞明爭暗斗，他們陰差陽錯地住進了小洋樓，他們互相監視、博弈，最終方若愚在高大霞的精神感召下,一起阻止國民黨的陰謀，彰顯從敵方走向我方的“轉變型”敘事。其實，高大霞和方若愚之間“敵明我也明”的敘事線索，既是《霞光》濃墨重彩的敘述方式，又是提升作品精神空間的點睛之筆。全劇以高大霞撿到方若愚的鑰匙開篇，以方若愚與高大霞握手言和并委托其照顧女兒袁飛燕收尾。高大霞一次次識破方若愚的陰謀詭計，指認他是哈爾濱馬迭爾旅館的特務，與他當面對質綁架行為，認定他是鮮花炸彈的幕后黑手，與他開展搜尋日本軍火的爭奪賽，向他審問調換檔案之事，拆穿他進入物資公司的真正目的，認出他暗中寫的“反動標語”等。方若愚則以逃避、迂回、否認的方式竭力隱藏自己的“老姨父”身份。最終，方若愚認識到國民黨一直在“畫大餅”，想到自己當初參加國民黨也只是為了尋找丟失的女兒，并不想害任何人，同時在高大霞等人的精神影響與信仰感召下，他幫助高大霞擺脫困境，獲得自我的超越。

《霞光》以樸實無華的生活美學、寓教于樂的敘事方式，讓當代觀眾看到了先輩們英勇奮斗、堅定前行的精神圖譜。

(艾志杰 作者為蘇州科技大學文學院講師、藝術學博士)

　　 原標題：《霞光》：“諜戰輕喜劇”的類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