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無論是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概念股登頂，還是炙手可熱的傳統能源危機封王，這些似乎都源自于2016年的《巴黎協議》對控溫和減排的雄心壯志。

而即將到來的第26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簡稱COP26），不但是《巴黎協議》中爭議條款約定實施的時刻，是五年一次各國更新減排自主貢獻的時刻，它也被視為能否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的最后機會。

1.5℃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是少穿一件衣服？是北極冰帽的逐漸消失？是圖瓦盧這些美麗太平洋島國的國土存亡？是極端氣候和森林大火的頻發？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顛覆傳統經濟的數以萬億級的投資機會？

如果都是，那么11月1日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COP26對所有人都意義非凡。

若是成功，COP26將推動《巴黎協議》中氣候政策的加速實施，我們有希望延緩氣候災害，并留給后代一個還算健康的生存環境。而當前新能源的如火如荼也只是一個開始，2030年新能源汽車將占據三分之一的江山；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也將提升到目前水平的三倍。“綠色”能源投資替代萬億級市場規模的“黑色”能源勢不可逆。

若是失敗，那么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和不可逆損害，我們還要付出越來越高昂的代價，而地球的前景也將變得更加暗淡。

二十多年來氣候談判總是艱難的,

因為在氣候的背后談的總是“利益”。

這一次的格拉斯哥也是如此。

《巴黎協議》和1.5℃的目標

1995年4月，德國柏林正是氣候多變的季節，時而陽光燦爛時而陰云密布。而為期11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第一屆會議，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它對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談判之路。

可正如柏林多變的氣候一般，氣候談判注定曲折。

1997年第三屆COP會議上，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在大會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通過控制自身行動以減少對氣候變化影響的第一個國際文書。

然而美國將自身經濟和政治的私心凌駕于《京都議定書》之上，即便議定書對美國做出了巨大的讓步，2001年新上任的小布什還是以“減少排放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義務”為由，宣布單方面退出。這致使議定不滿足“55參與國”和“55%排放量”的生效條件而陷入僵局。最終直到2004年俄羅斯加入才勉強生效。

2009年192個國家在哥本哈根召開第十五屆COP會議，努力想要通過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以代替2012年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否則全球將再沒有一個國際文書來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然而由于談判涉及到中期減排目標和援助資金等利益敏感議案，最終導致《哥本哈根議定》胎死腹中。

終于轉機出現在剛剛經歷了炸彈恐怖襲擊的巴黎。

2015年12月12日晚，隨著巴黎氣候峰會主席、法國外長法比尤斯落下綠色小錘，經歷了一天多“加時賽”的《巴黎協定》終于宣告達成。

這一份“無法令人滿意，但至少各方都能接受”的協定依然具有極為積極的里程碑意義，它標志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邁出歷史性的轉折，終究為當時傷痛未愈的巴黎和全球帶來了希望。

《巴黎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作出了統一安排。協定長期目標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較工業化前不高于2℃，并力求不高于 1.5℃。

1.5℃或者說2℃對于地球到底意味著什么？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特別報告以中等可信度指出，在1.5至 2℃的升溫水平下，南極冰蓋的不穩定性或格陵蘭冰蓋的不可逆轉的損失，可能導致海平面在數百到數千年的時間范圍內上升多米。甚至在2050年之前，北極就可能至少在整整一個月內幾乎沒有洋冰。

同時極端氣候也會更頻繁。全球每升溫1℃，極端降雨量就會增加7%。以往十年一遇大雨的發生概率增加了30%，而若溫度升高3℃，則將變成十年兩遇或三遇，水量增加三分之一。過去十年一遇的大旱也將成為十年四遇。

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海島國家們，如同圖瓦盧，他的海拔最高僅有4.5米。全球升溫目標從1.5℃到2℃，這0.5℃的差別對他們來說便是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

“持續升高”、“破了紀錄”、“史無前例” 等字眼，在世界氣象組織最新發布的《2020全球氣候狀況》報告中不斷浮現。盡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但2020年仍是有記錄以來三個最暖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1850-1900年）已升高了約1.2℃。

這份報告就如同每年發出的“體檢報告單”，見證著地球高燒的一步步惡化。同時也意味著距離《巴黎協定》設定的2℃控溫目標，也只剩最后的0.8℃。至于圖瓦盧們奔走呼喊的1.5℃甚至是一個望而不及的目標。

理想與現實，氣候的背后總是“利益”

控溫減排和環境保護已經迫在眉睫，但每一屆聯合國氣候大會卻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博弈戰場。為何氣候談判的背后總是“利益”的談判？

由于當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分工不同，控溫減排目標對他們各自的影響差異也極大，因而，每個國家都在氣候峰會的談判桌上尋求屬于自己的“利益”籌碼。

上游資源國：傳統能源的去化意味著其在全球能源戰略地位的喪失。所以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家，他們減排的目標強度和意愿是最低。

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生產國：以生產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他們往往也是碳排放的主力，減排的壓力較大。能源轉型的主要問題是成本上升和技術突破，因此需求在于資金和技術支持。比如印度強調碳排放空間的公平分配和富裕國家應對氣候措施“出錢”；中國敦促發達國家確保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的承諾不至流于形式；非盟則倡議發達國家2030年前向非洲提供30GW可再生能源。

以發達國家為主的消費國：消費主導和產能外移使得能源的轉型對消費國的經濟沖擊最小。因此他們更強調建立“宏偉的減排目標”，卻對“出錢”的回應相當有限。其中美國一度僅承諾資助一些最貧窮的國家；歐盟認為應建立長期目標，以五年為周期進行盤點等。

因為“利益”的矛盾，《巴黎協議》也如同當年的《京都協定書》一般，遭遇過美國的“退群”2017年6月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蹈小布什的覆轍，宣布“退出巴黎”。認定這給美國帶來了“苛刻財政和經濟負擔”，并暗示他領導下的美國不會實踐出資承諾。（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已經向綠色氣候基金提供了10億美元，并承諾還將繼續出資30億美元。）

然而這一次美國的“退群”并沒有給全球帶來示范效應。盡管談判艱難，但控溫減排之勢已不可逆。隨著最后兩個國家尼加拉瓜與敘利亞的申請加入，美國似乎真的被排斥在全球之外。

同樣在美國國內，特朗普的“退群”也遭到顯著抵制。美國24個州、部分城市和企業領袖迅速反應，成立美國氣候聯盟并發表“我們仍在行動（We are still in）”宣言。簽署該宣言的企業，包括微軟、BP、蘋果和亞馬遜等，都已提出了早于2050年的凈零排放計劃。在特朗普任期內，這些非國家主體的行動已推動美國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了11%。

2021年1月拜登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BBC氣候變化事務記者馬格拉斯指出，“回歸巴黎”意味著美國不再奉行“美國第一”的單邊主義。世界對氣候變化的看法一直在向前發展，美國也需要與時俱進。

拜登政府 的一攬子氣候政策

能源危機來襲，減排是否真的“雄心勃勃”？

另一項被認為是《巴黎協定》最核心的制度為國家自主貢獻（NDC）。

《巴黎協定》之所以能獲得各締約方的一致認可，因為它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也就是說每個國家根據各自的國情和能力，來制定自己的控溫減排貢獻目標。

于是為了實現協定的控溫目標，各國紛紛出臺了各自雄心勃勃的NDC承諾。

盡管如此，NDC卻有個機制，即“只進不退”的棘齒鎖定機制。也就意味著NDC的調整只能調高不能調低。以便各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提高目標，保證控溫目標得以實現。

艱難運行五年多的《巴黎協議》在2020年開始再度進入NDC調整的時間窗口。然而突如其來爆發的能源危機，卻給各國貫徹《巴黎協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國際能源署（IEA）預測，2021年世界能源需求將較2020年上升4.9%，而疫情導致供給恢復緩慢，若各國大幅削減化石能源消耗，那么全球經濟恢復的步伐將被顯著拖累，并加劇當前已在全球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機和大宗商品漲價。

這迫使歐洲、美國以及亞洲國家再度回歸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沙特等甚至表示未來將在原油供給上加倍投入。近期BBC也報道，包括沙特阿拉伯、日本、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國家均要求聯合國放緩對其擺脫化石燃料的要求。

除了貨幣泛濫、供給斷裂，能源結構的“未立先破”亦被指為這場能源危機的幫兇。是我們在新能源替代的路上走的太快了么？

似乎并沒有。

2020年4月《自然·通訊》盤點各國氣候政策以評估《巴黎協定》的執行情況指出，當前各國氣候政策的實施仍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的總體目標，當前政策情景下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只比2015年減少約5.5%，這明顯低于各國在NDC中承諾的減排量。如果NDC順利實施，溫室氣體排放量應當減少約17%。

目前各國政府推行的政策仍會使地球在本世紀末升溫至少2.7℃。

是要繼續實現《巴黎協定》，大幅提升控溫的雄心和執行力？還是在特殊的經濟背景下有所妥協？是承受當前能源短缺的煎熬？還是承受未來地球升溫3℃以上不可預期的災難？

這也成為了擺在本屆格拉斯哥COP26面前的問題。

格拉斯哥COP26的關鍵點？都是難啃的骨頭！

2019年12月15日，在經歷了40多個小時的“加時”談判后，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COP25）在最受關注的《巴黎協定》第六條市場機制問題上陷入僵局。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稱，結果“很失望”。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本輪格拉斯哥峰會上解決。

英國對COP26的目標

第六條款——足以定義格拉斯哥峰會的成敗

《巴黎協定》第六條是與商業聯系最為密切的部分，該條款描述了全球碳交易的基礎。根據路透社數據，2020年全球范圍內的碳市場交易規模達2290億歐元，同比上漲18%，碳交易總量創紀錄新高達103億噸。

而建立一個跨國的碳交易市場，將成為控溫減排以及NDC商業運作的心臟。

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第六條的第2、第4和第8點，談判難度非常大。

2#：允許各國將碳排放交易的規模納入國家自主貢獻（NDCs）目標的成果中。比如澳大利亞購買瑞士節約的排放額度作為實現自己NDC的一部分。這當中，至關重要的是解決重復計算問題。

4#：建立新的市場交易機制。需要進一步明確交易機制的定義、目標和額外性、監督機制、會計調整和適應性。比如實際減排實施的標準、歷史碳信用額度的過渡等（這是COP25巴西不愿與歐盟妥協的主要矛盾）。

8#：非市場方法，比如征收稅款以減少排放等。

碳交易作為一種人為設計、控制的市場，存在著高昂的監管成本和道德風險。如果沒有全球監督或共同嚴格的標準，就會產生大量低質量的抵消，這將對最終的減排控溫目標產生極大的妨礙。

因而第六條問題能否在COP26會議上解決，甚至定義了本屆會議的成敗。

資金——歷屆峰會談判的絆腳石

資金總是所有氣候談判的關鍵部分。當前的融資目標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到2020年至2025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協議（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2、未來整體目標從2025/26年開始（適用于所有締約方）。

本次峰會上，發展中國家本應收到發達國家關于2020年是否實現1000億美元目標的說明，但發達國家不愿意提供這一點。根據氣候談判代表的一份新報告，發達國家至少要到 2023 年才能兌現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資助的承諾。這一缺口將加劇COP26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博弈局勢。

發展中國家表示，承諾資金對于他們在COP26上同意更深入的控溫減排至關重要。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最近表示：“每年1000億美元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真正發生。我們需要提醒所有人，這必須發生。”

根據經合組織最近的估計，發達國家提供和動員的氣候融資從2016年的585億美元增加到 2019年的796億美元。并連續第三年穩定在800億美元左右。在格拉斯哥，締約國們將就發達國家應承擔多少費用進行談判。西方官員指望私營部門能承擔大部分費用。

看樣子資金還將繼續成為COP26上談判的絆腳石。

NDC共同時限框架——統一目標期限強化完成

COP24曾商定自2031年起實施的NDC應適用“共同時限框架”，（也就是所有締約國的NDC目標安排采用統一的時間跨度）。共同的時限框架是一個持續的爭論點，因為它對減排控溫目標有著很強的影響。

事實已經證明，2020年之前減排的目標、行動和執行遠遠不足。而共同的時限框架則有助于更容易地匯總和評估全球目標水平，并與2023年開始的全球盤點保持一致（此后每五年一次）。

對此，共同時限框架的期限長短就很重要。時限越長，各方執行政策和實現目標的機會就越大，但正式實現目標和修正的機會就越少；而較短的時限框架可以更頻繁地（向上）修訂，但在政治上具有挑戰性，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也會更大。

如果本屆峰會能達成協議，預計最終結果將允許在時間和起點上有一定的靈活性。

在會議前期，陸陸續續我們聽聞印度、澳大利亞拒絕碳排放“凈零”；英國承認不會達成終止燃煤協議；三分之一的太平洋國家都無法出席等壞消息，預示著格拉斯哥之路或許更為難行。然而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臨界值近在眼前，COP26不能只是一張擺著“利益”籌碼的談判桌。

《流浪地球》里有這樣一段話：

“最初，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

這不過是一場山火，一次旱災，

一個物種的滅絕，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這場災難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畢竟時間過得很快，1.5℃還是2℃或許也來的比我們想象的要快。

那時候人們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整張桌子都堆不下。

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懷抱著孫女代表美國簽署《巴黎協定》

　　 原標題：關乎全球命運的這場談判！卡在哪了？